中國医改20年演变　前卫生副部长解读医改历程

全國政协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是20年中國医疗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分管的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全國两会期间，朱庆生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表示，解决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看病难、看病贵問題，必须先解决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問題。

朱庆生的“医仕”履历　

　 1981年，朱庆生任南京鼓楼医院院长。

1985年，我國医疗体制改革伊始，朱庆生调任南京市卫生局局长。

1990年，朱庆生调进北京，在爱卫会工作。

1993年起，朱庆生历任卫生部计划财务司司长、卫生部办公厅主任。

1998年，朱庆生就任卫生部副部长，主抓医疗体制改革。

2004年，朱庆生从卫生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休。目前仍担任中國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中國农村卫生协会会长等职务。

　　医改初衷

解决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记者：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我國医疗改革的历史背景？

朱庆生：1981年，那时我在南京鼓楼医院当院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医院的主要工作是解决“早上是茶馆、中午是饭馆、晚上是旅馆”的混乱秩序問題。

经过几年整顿，全國各医院的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一个矛盾出现了———改革带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医疗需求也越来越多。可当时的卫生资源却非常短缺，根本无法满足这種需求。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件事，一个患者需要开刀手术，可排了整整一年的队。原因很简单，但当时的确很难克服———医院没床位。

记者：医疗改革的关注点就是解决资源短缺的問題吗？

朱庆生：对，当时还真没有看病贵的問題。当时医疗价格很低的，挂个号一两角钱，做个阑尾手术只需要8块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调动医院的积极性，解决看病难、手术难、住院难这“三难”。

1985年，國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鼓励医院除了國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盖病房、扩大病床、买设备，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問題。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医院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我是搞心脏外科的，从一个礼拜安排我做三次手术，到一天内就要做三次；南京鼓楼医院从只有五六间手术室，到拥有20间手术室，这些都是医疗改革带来的成果。

　　医改中期

市场化引出看病贵問題

记者：大概什么时候，医疗改革的弊病开始暴露出来？

朱庆生：医院市场化改革的弊病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显露出来，集中体现的就是现在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問題，医院的公益性逐步减弱。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个問題就凸显出来了，甚至有些失控。

1998年我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刚上任，就赶上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年，我國开始推行三项医疗改革，分别是中國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三项改革？

朱庆生：其实在1990年至1998年，医疗改革也存在一些小改动，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問題。例如当时推出的优质优价、进口设备按成本收费等措施。但这些改革都是单项的，小修小补，不是治本之策，这是三项改革的出台原因。

记者：这三项改革推行的效果如何？

朱庆生：保险、医疗机构、药品流通三项改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系统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問題。三项改革推出后，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实施时间太短，为什么说太短了呢？因为2003年“非典”就来了，医务人员表现很出色，把看病难、看病贵的問題又淡化了些。“非典”过后，大家反思的结果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较薄弱，最急需解决，因此卫生部门又开始抓公共卫生工作。

但没过多久，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又浮现出来，这是因为根源性問題没有解决。但不管怎么样，三项改革是不应该否定的，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应该坚持。

　　现存問題

　　医院补偿机制成桎梏

记者：您刚才谈到“看病难、看病贵”存在根源性問題，这个問題是什么？

朱庆生：这个問題就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医疗事业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坦率讲，这个发展主要靠的是医院。医院要发展，想引来病患就医，就需要自筹资金，盖大楼、装空调、买各式各样的设备，但这些钱都要还的，医院怎么还？政府投入是不够的，只能从医疗服务中收取、从药品加成里收取，这不可避免地把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据估计，这两部分的收入，占到医院收入的九成。目前，我國医疗制度的公平性在世界上排在第118位，倒数第四，很落后。

所以现在很多公立医院觉得收费高的理由很充分，你政府不掏钱，我医院又要发展，我只能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外，政府监督机制也没有跟上，说句不好听的话，政府投入不足，说话的底气也不硬啊。種種因素最后导致，医院的公益性淡薄了，老百姓因为看病贵叫苦不迭。

记者：在推动市场化的时候，政府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種后果？

朱庆生：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对这个問題是考虑不足，但发现問題以后，又发现手段不行，靠行政手段不行，但经济制约手段又没有。但我有一个观点，现在，谈不到要追究谁的责任。你也不能因为现在有了这个問題，就责怪当初，就否定医疗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改革，医院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所以看病难、看病贵的問題很复杂，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問題。如果要解决，关键就在于改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