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就在大家都懵懂的时候，黄宏生很快自己答腔︰“是，现在还活着，明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黄宏生的自问自应式的幽默，背后其实是一幅惨烈的图画——中國的企业家们正处于一个赢家快速窜起，但是赢家背后却遍布尸骨的杀戮战场。这个杀戮的战场不仅仅是企业在在销售市场的过去两年来血流成河的价格战，从而导致许多口袋不够深、竞争力不够的企业，在还没来得及挤入赢者圈之前，就彻底在市场消失。更为惨烈的是，相当多的企业家在2003、2004的短短时间里，甚至在肉体上都已经被消失。
在记者的采访中，一幅惨烈的图画从山西的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一直延伸到四川乐山峨边县中心城区四川明达公司一间7层楼的办公室，2004年的7月21日，这个办公室在爆炸声中，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及另一名不明身份人员当场死亡，事后的调查表明，与这位县政协副主席葛君明同时死亡的就是引爆炸药的张春明。正在筹备电厂的葛君明扔下了他的价值1.2亿元的公司消失了，而引爆的“导火索”却仅仅是因为5000元的纠纷。
从去年兰州刘恩谦被杀到葛君明的遇难，一时间，一種恐慌情绪在企业家当中蔓延，在记者的采访中，相当多的企业家有些苦笑：“这还需要评论吗？不否认有一些企业存在这样那样的問題，但是这種肉体被消灭的惨烈还能让企业家们从容吗？他们也毕竟年交纳税额上千万，也解决了数千人的就业。可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现在不是在询问明年，而是应当设问：明天，你还会活着吗？”
企业本来就是不讲公平的
四川乐山的爆炸案在当地引起的反响也波及到了整个西部，在网络媒体上沸沸扬扬的为引爆炸药者充满溢美之词的时候，同样身处西部的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家齐却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这个事件的發生在于双方缺乏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涉平台，网上评论说这个张春明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是到法院打官司，这種说法有些官僚。打官司是需要钱的，虽然现在社会上也存在法律援助机构，但是，这種机构比较少，象张春明这样的也不一定就能找得到。在有的时候，同情，是需要金钱作为后盾的。
但这是否就说明张春明的做法就是正确的，难道类似于葛君明的企业家就必须要遭遇这種谴责或者惩罚？对此，黄家齐提出了反对意见：事实上，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做企业本来就是不讲公平的，只有社会才是需要讲公平的，这两点不能搞混了。企业的存在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如果要求他们讲究完全的公平，可能吗？因此，在这種调整中，讲求公平的社会就 必须承担起协调的机能。
创造了化妆品领域多个知名品牌的黄家齐董事长认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归结到人格的层面上时，大家都是平等的，成为富豪的企业家也好、还没有发家的个体户也好、官员也好……他们都不可能要求高人一等。对葛君明的这个人而言，我听说的不是很多，但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作为企业性质，他是一个民营企业，但从工商登记来说，他是一个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既然是一个社会登记的团队，他作为一个最高管理者就必须承担起管理的责任，并处理好这个团队与外界的纠纷。因此，如果说这个事件是因下属的执行缺位造成，但根子还是要找到最高管理者身上。”
都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因为有“法律”这个前提。黄家齐认为，实际上，人的地位就是不平等的，漠视这一点就是矫情，就是虚伪。这实际上也是正常的，正因为不平等，才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在人格上大家又是平等的，所以，在财富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家要学会永平和的心情来面对弱势群体。在英國，即使是王室出行，也要严格的遵守交通秩序，必须要给行人让路，并且绝对不能侵占人行道。这些制度的出台就是要给弱势群体以尊严，作为强者，你已经享受到了做车的尊贵，那么，给走路者以礼让才能让你绅士的保持你的地位的巩固，否则就是被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不平衡就产生恐怖主义
企业家在市场的商战中要寻找与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平衡点，从而获得双赢、多赢；同样的道理，在处理社会問題的时候，也需要他们发挥这種寻找每一个平衡点的智慧。黄家齐在采访中提到，“不平衡就容易产生矛盾，而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恐怖主义产生！”
“譬如美國，他有TMD、也又TND，但最终世贸大厦还是被炸了，对拉登来说，从资金上、军队数量上都无法和美國比较，这时候怎么办？就只好偷袭，只好同归于尽。企业家与他周边的穷人打交道也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就是针对富人的恐怖主义的产生。所以，要善于对待弱势群体。佛家讲平常心，道家讲无为，说的就是在一定情况下的“善”，如果在处理这个問題的时候，葛君明或者他的下属与这位张春明说句温和的话、或者是倒杯暖暖的茶水，再好一点到附近吃个便饭……，也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谈到葛君明兼任的政协副主席的身份，黄家齐谈到了这样一種现象，重庆也有一个企业家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在之前，这个企业家也很和善的，看待奥妮以及其他企业也很平和，但现在再评论我们这些企业，就无形中多了一些说不清楚的强调。这就是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从企业家位置来说，相比政府是弱势的，而当他们一旦坐到了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当地的公、检、法等权利部门都是他打一个招呼就可以办很多事的时候，心态往往就会有一些变化，这種变化无形中就为他平和的解决問題带来阻碍，于是，矛盾也就有可能在这種阻碍中激化。
在某種程度上，张春明的绝望就是这種社会背景所带来的：就是一些地方的富豪利益受到了过分保护，而其利益的相对方却受到了不当轻视。“要学会与民让利，而不是争利。儒家有一句话‘以和为贵’，这句孔子的话之所以传了两千多年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讲求‘战’的氛围里，企业家们还是要学会一些非商业氛围的设置，把鲜花、掌声、红地毯、高脚杯多向周围的人转移一些，也许，机会就在这種平和中获得。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社会，今天首要强调的应该是对劳动的尊重，而不是金钱的崇拜！”
仇富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物
可以说，富豪频死于“仇富”迷雾的背后，是经济纠纷矛盾的极端激化，市场经济正以一些“极端事件”，呼唤有效、健全的纠纷调解机制。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公司策划总监、营销传播学博士刘國基先生由于出生于台湾，并经常穿梭于海内外之间，对贫富差距問題则赋予了一个世界的广角。话题首先从仇富谈起，刘國基表示，在这两天，长沙最沸沸扬扬的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富豪太太的“奔驰车事件”，巧合的是她在去年也發生过“宝马事件”。这位富豪由于比较老实，在两次事件中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但在舆论上却大多倾向于对这个事件的批评。这可以说是民间对富裕阶层的一種不问情由的仇视。
谈到四川乐山的爆炸案件，以及网络上普遍的对富豪们的批判声音，刘國基说，仇富心态在中國事实上古已有之，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就把企业家推倒了社会道德的对立面。而统治者也愿意依此言论来治理商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论》更是把商人的“无商不奸”大肆渲染。直到2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才正式的给予了商人正式的地位。而2000多年的“奸商”文化则需要时间慢慢稀释。事实上，对商人的仇视也不是仅仅只有中國，在基督教里的《旧约》里就强调：富人死后要登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而发展到今天的《新教》则表示，财富是劳动的结晶！这个过程固然需要时间，更是与每一个时间段富豪们坚持不懈的回馈社会有密切关联。
刘國基特别提到，即使是在美國，根据他们的司法部门统计，富人与穷人打官司，穷人败诉的往往占绝大多数，而在台湾企业一旦發生劳资纠纷，资方赢的机会也是明显的高于劳方。但在这些地区，双方由于拥有一个民间机构、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式协助解决，矛盾激化的程度往往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仇富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物，有钱也不代表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与快乐程度。在印度、菲律宾等國家，富豪的别墅周围就是横七竖八的穷人蜗居与饿殍，这些富人难道是快乐的吗？这種矛盾一旦激化，明天活着的还是他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