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世玲
北京报道
“调控垄断行业高收入是否列入这次改革方案?”
“有涉及,但制定具体措施有一定难度。 ”
“难度很大?”
“再大也得改。”
这是记者与杨宜勇6月30日的一番对话,时值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正为全社会所关注,他的回答小心谨慎但干净利落。
杨是國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期研究收入分配政策,曾供职于國务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办公室。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参与讨论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因他坚持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仍然要“效率优先”,最近有人批评他“似乎还梦游在20世纪80年代”。
不管怎样,最快年底,新的收入分配方案将面世。发改委现已启动名为“我國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课题。对于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杨认为至少将惠及1.2亿人。
能作为的,政府已尽量考虑
《21世纪》:年底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一个框架还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杨宜勇:方案大致年底会有眉目,但不可能一下到位。收入分配改革是非常复杂、系统的工程,现在还只是起点。
《21世纪》:那么改革会在哪些领域首先开展?
杨宜勇:锁定在三个层面。第一是提高低收入的收入人员水平。具体措施有适当提高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后者是各地根据当地情况,不是全國统一,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比率,调整的系数是差不多的。二是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三是要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問題,进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应该说,这次分配制度改革至少惠及1.2亿人。如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多万城镇和农村低保人员。人群特点是“弱”、“老”。另外加上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人员。
我个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但凡政府可以作为,都尽量全面地考虑到了。
垄断企业工资很难监控
《21世纪》:调控垄断行业高收入是否列入这次改革方案?
杨宜勇:有涉及,以后也是改革的重点。但制定具体调控措施有难度。因为政府很难对他们进行信息有效监控。比如邮电的运营成本,是8角一封信,还是1元一封信?哪部分工资是来自于效益和营利水平,哪部分是靠垄断地位获得?如何判别?
《21世纪》:难度很大?但目前要求政府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分配收入监控成为普遍呼声。政府有计划解决这些难题吗?
杨宜勇:难度大也得改。其实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开始启动。如特别收益金、资源税,包括个人所得税的监管都在加强。还有打破行业垄断,《反垄断法》的制定有利于促进行业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形成。
不过,直接规定这些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太可能。如果其是企业性质,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各種角度“包围”、规范它,如税收。
《21世纪》:单靠税收似乎不太可能。
杨宜勇:财税政策是其中之一。有些行业的利润形成是不公平因素造成。如能源价格。除了靠资源税来调节,还要加强所得税的监管。
另外的方法是,尽快放开行业准入,打破行政垄断,多头进入,能够民营的尽量民营。
《21世纪》:有些垄断行业恐怕是不能说放开就放开的?
杨宜勇:如果实在放不开政府不能按常规来办。我觉得以后可以学习法國的经验,比照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
《21世纪》:换句话说,可以直接对企业管理层和普通工作者的收入作出规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直接规定企业人员的收入吗?
杨宜勇:对一般的企业是绝对不可以。但极少数國有独资企业按法國类似做法是可以的。因为你是绝对行政垄断,没有合理的参照系,其业绩和努力不是完全对等。这些企业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和政府的性质类似,为什么不可以?
推行农村低保关键是谁拿钱
《21世纪》:除了垄断行业高收入外,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乡差距。是否会在农村实行低保?
杨宜勇:造成当前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50%以上可以归结为城乡差距。全民低保是早晚的事。肯定要去做。在这次分配改革中,城市低保标准要提高,农村的扶贫投入也会增加。但制定全民低保没有时间表,中央提出的精神就是探索。
《21世纪》:为什么没有考虑推行农村低保?
杨宜勇:不是没有考虑。中央精神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讨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现在农村低保已经覆盖了900万人。但这種低保,是富裕地区能做的,比如集体经济力量比较强的地区。钱不是财政的钱,是集体经济的钱。
《21世纪》:主要是因为谁拿钱的問題?
杨宜勇:那就是谁拿钱的問題。富裕地区集体经济有实力,属于集体经济的行为。因为國家包不了。现在作农村低保,由國家全部包起来,条件还不具备和成熟。与我们的國情、國力还有一段距离。
《21世纪》:条件不具备,指的是什么?
杨宜勇: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國家财力有限。目前除了政府扶贫外,农村要靠集体经济来保护自己。现在中央认定农村低保要由集体经济出钱,中央财政出这部分钱,条件还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