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城市特征之一：作为中國目前最具國际化色彩的大都市，上海称得上是精英荟萃，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日本、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國家和地区的各类人才。
人群特征：金融咨询等服务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令上海本地普通居民难以企及的高收入的“高级打工团队”。但在看似风光的背后，每个人又有着自身的无奈。
金融高薪者的风光背后
(张扬，30岁，辽宁锦州人，户口所在地上海，目前从事金融服务行业。)
父亲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张扬措手不及，几万元的积蓄随之倾囊而出。这是张扬2005年遭遇的最大一次“经济危机”。张扬的父母都是辽宁锦州地区农民，60多岁，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当家乡的土地被國家征用并一次性做了些补偿，父母和土地一下子失去了关联的时候，张扬发现：他们一下子变老了。事实上，“养儿防老”是张扬父母那一代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唯一的欣慰。张扬的父母没有任何保险和保障，疾病又是他们迈向老年路途中不可逾越的沟坎。张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农村的父母。而在心疼他们的同时，觉得自己肩膀上的重负也随着增加。
张扬目前在上海一家大投资银行的金融证券研究中心工作，作为核心的部门之一，他的收入在行业里算是不错的。四年前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张扬很快就在上海这家大银行找到了职位，现在已经是年轻的骨干。四年下来，他的月收入也由当初的4000元升到了10000元。而这个行业的平均月收入则在8000元。张扬的爱人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也在上海一家科研机构找到了工作，月收入在2300元左右。
他们是在2005年结婚的，婚后，两个人租了一套一居室，房租每月大概1600元左右。另外生活的费用，包括日常的水电煤气、两人的伙食费、交通费、服装费以及外界的应酬开销平均在每月4000元。可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問題一直困扰着他们，上海的房价这么高，他们还不敢轻言买房。本来有点积蓄，打算再过两年可以勉强付个首付了。现在，这个计划也不得不无限制地推后了。
至于生孩子就更不在计划之内了。老婆也有怨言，但也无奈。这就是现实，容不得人和它讨价还价。
张扬的高收入是和他的高投入一致的。经常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30岁的张扬像个中年人，毫无活力可言，说话也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他经常抱怨的是压力大，即使休假在家也很难放松下来。他的妻子告诉我，张扬几年前就开始脱发，而张扬的家里根本没有脱发史，这让她很着急。前一段时间他长时间出现疲惫无力的症状，免疫力好像也特别低，小病不断。妻子花很多钱给张扬买补品，什么蛋白粉呀，维生素呀，一堆堆营养品吃进去可张扬好像还是老样子。
2005年，张扬被别人羡慕着，内心疲惫着。
城市特征之二：最普通、庞大及主流的市民阶层是上海最坚实的根基，绝大多数中间岗位正是属于他们的。
人群特征：现实、情薄、精明、琐碎，固有的优越感始终存在，与金钱和地位无关。
上海，我的上海！
(王文成，47岁，上海本地人，交通协管员，宝钢集团下属机械厂下岗工人)
“外地人了不得，要把上海人的饭碗都抢光了。”每次儿子把家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带回家，王文成的心里总忍不住地犯嘀咕。其实，上海本地人当中有这样同感的绝不在少数，且情绪复杂。仔细分析起来，这種情绪中不乏狠毒式、抱怨式、自我解嘲式和乐观式等几種。似乎再也没有一个城市比上海的本土意识更强烈了。
一个城市的面子可能是她的高楼大厦和经济指数，但是最普通、最众多、最主流的老百姓面貌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骨血。
王文成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59年出生，小时候挨饿，青少年时期赶上“文革”。1974年中学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下乡和念技校两条出路。因为哥哥先于他下了乡，根据当时的國家政策他可以留城。1977年技工学校毕业后，王文成开始在机械厂做学徒工，拿着只有师傅三贩N坏墓で�18元。8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后工厂發生了变化，党委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90年代初期工厂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期间，王文成的几个工友得以有机会从工人转为干部，但王文成却没这么幸运，他最风光的时候不过是手下有三个人恭恭敬敬地喊他师傅。2000年年初，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后他们的机械厂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波及。41岁的王文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失业，紧接着老婆所在的纺织厂也开始告急，整个家庭危若累卵。
王文成是有过情绪的，愤怒、不甘、无奈……当然，谁不爱面子和害怕饿肚子呢。要面子也要先有里子，大环境容不得他自暴自弃。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很快上海市政府针对他们这些40、50左右的下岗工人出台了“4050工程”。成功再就业的下岗工人中多数人从事了交通协管员和保安的工作，技术工人的王文成无奈地选择了交通协管员，月工资800元，风吹日晒，上受警察的气，下受市民和外地人的气。王文成心里虽然不快，但很快就有了他自己的平衡方法，有一種精神在心里是绝对不倒的：“上海是天堂，我就生在天堂，不管我干的是什么低贱活儿，我都是天堂的主人。”终究，上海人的优越感和他们有没有钱、处在什么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
王文成的妻子下岗后在家附近的小学旁开了一家奶茶店，收入甚至比以前还好，每月有3000多元钱纯收入，算上他的800元工资和两个人共有的1000多元低保金，家庭收入每月有5000多元。这个数字甚至要比他们没有下岗前高出一截，但夫妻两个的心情却和从前大不一样，不那么舒坦了。
让不少“新上海人”最头痛的房子在他们家也不成問題的。王文成全家住的房子是父母留下来的老式公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石库门。房子的位置相当不错，在陕西南路，市区黄金地段。两年前让不少上海本地人有喜有忧的大规模拆迁虽然没有波及到王文成家，但房子实在是太老旧了，好在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由政府、社会、个人各出一部分钱把旧房子进行扩容了，当地人称为“平改坡”工程。但有时候，王文成也会羡慕那些老房子拆迁后郊区分两套房子的人家，一套房子自住，一套房子出租，多好。
王文成现在最头疼的其实是他八十年代出生的儿子。他们这一代人和父母不一样，连早餐都不吃包子豆浆只吃面包牛奶，稀罕的东西不是日本就是韩國的，王文成看着心里就急：上海现在都快变成外人的城市了，可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没有一点危机感呢。
还有，儿子将来要结婚了，谁会愿意和他们住“平改坡”的房子呢？可见房价被外國人和外地人炒得这么高，上海本地人也是害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