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本报记者12月1日采访哈医大二院时，院方称王雪原已经失踪———编者)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现在，网上有好多人质疑我站出来说话的动机。我想说的是，哪怕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問題，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問題，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問題。
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尤其像我们ICU病房的医生，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压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为制度等原因，没有享受到國家给的优厚条件，都不能成为医生随波逐流的借口。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種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辉病得很重，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發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問題，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规模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我认为，病程记录是最原始的东西，绝对不应该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問題。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达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这起事件中充当了何種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否则贻误了病情，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经常感到无能为力。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種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問題。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目前，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種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他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最后病这一场。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問題？
王雪原：这个問題恐怕得问卫生部部长(笑)。在我國，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國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目前，在我國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問題，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
患者家属披露550万天价医药费账单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