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人物：李长城，37岁，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北京威灵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1998年，李长城获北京大学法学系硕士学位，那一年，他刚好30岁。几个月后，他成为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的一名教师。在当时，这样的职业并不被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才俊们看好：收入低、清苦、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大学教师给人一種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印象。在这样的现实抉择中，李长城的很多同学都去了证券公司、法院或部委机关。
李长城本来也可以选择到那些收入更高的企业或更让人欣羡的部委机关工作，但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他不喜欢做官，在他看来，在这样的机构中，个人的张力太小，没有自我，而且，政府机关收入低，如果违背良心地做一些以权谋私的事又会觉得很痛苦。
李长城读研究生期间，律师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多種所有制主体开始在我國大量涌现，这些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的纠纷靠传统的行政力量已无法解决，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才能协调。在这種情况下，企业和社会对律师的需求与日俱增。
“我们做学生时看到很多老师到外面做兼职律师，他们整天开着车，生活的很滋润，这令我们十分羡慕。而且我觉得做大学教师可以在讲台上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会给你带来一種成就感。”
李长城在首都经贸大学给学生开的课程叫《律师实务》，这样的课程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对律师的实际业务有着切身的了解和体会。而我國现行法律中关于“大学教师可以做正式注册律师”的规定，又为他日后成为兼职律师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
“一般来讲，在大学里，大学教师在校外兼职是不被禁止的，但只有法律系的老师才有这種制度性的通道去从事第二职业。所以，教师职业和律师职业并举，几乎是所有大学法律系的一種普遍的现象。”
律师的职业生涯通常是从挂靠在某个律师事务所开始的，李长城也不例外。由于大学老师的专业功底较为扎实，所教的学生又可能成为日后办案的关系资源，因此，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大都愿意接受一些像李长城这样的大学老师做兼职律师。李长城最终选择了现在任职的北京威灵律师事务所。
“在中國做律师很不容易。國外的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一个案子通常只有这个律师或这类律师能做，别人做不了。但在中國，建國以后，一直是按照‘法律不要太多、要让老百姓能看懂’这样的思路来立法。这导致在办案过程中，律师的专业性作用大大降低，法院的弹性和操作空间却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找律师不如直接找法官。这无形中加大了律师在寻找案源和收费的难度。”李长城说。
但李长城还是一点点把自己做了出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拥有了一批较为稳定的客户群，随着合作时间的增加，这些客户对他的认可度在不断地提高。2000年，李长城由原来的兼职律师成为威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
已经有了两辆车和两套住房的李长城有着强烈的参与國家管理和社区管理的愿望。他购买的办公用房，在北京市方庄小区芳群公寓内。这所公寓曾是方庄小区最早开盘、档次最高的高级公寓，由于公寓的物业管理始终不尽如人意，业主们怨声载道。今年3月，李长城开始为成立芳群公寓的业主委员会四处奔波。作为倡议者和发起人，李长城说，在目前个人参与國家管理的渠道还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民主的萌芽最有可能从社区开始萌发。
“物业是每个业主的利益所在，你不去关心它，它的价值就会贬值，你的全部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过去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提倡重集体轻个人，
所以很多人没有权利意识。但是成为业主以后，这種权利意识就会复苏。”
李长城为成立业主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完全是义务的。在他看来，这種付出并非徒劳无益。
“中國会逐渐实行普选制，将来在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芳群公寓的业主们很有可能最先选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有议政的能力，又信任我，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李长城现在已不需要再为生存問題困扰。大学教师的年收入在3万-4万元，而他做兼职律师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0倍左右。2004年，李长城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律师。
由于每一个客户都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而不是通过行政力量换来的。李长城对自己的评价不低，尽管这样，他仍然有一種强烈的不安全感。
“安全是我最关心的問題，现在整个社会的规则不是很完整，一些公共场所经常發生大规模的行凶伤人事件。我现在教育孩子不光是让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而且还要教育他即使对自己熟悉的人也要提防。可以想像，在这種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安全感。”
点评：以李长城为代表的中产者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参与冲动和热情，表明了“新中间阶层”的民主意识不再是建立在空洞的激情之上，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
满足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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