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慈善对于杨澜，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作为公众人物，人们看重的是明星对慈善的号召力，但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杨澜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
杨澜说初衷很简单，“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而当慈善变成一个事业，“它不再是一種感情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处处离不开商业运作”。杨澜希望自己的基金会常年关注教育和扶贫，“从我开始，积累基金会的传统”。
“慈善不仅仅是同情和理解”
与多数人一样，1997年杨澜第一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那时候我刚刚生完小孩三四个月，整个人还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1996年底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國，杨澜留给中國观众的印象更多的还是“正大综艺”中模样清纯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对杨澜来说，“离开中國两年了，我很怕脱离了真实生活，回来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國时，杨澜也听说了國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觉得挺感动的”。
第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的系列片，由杨澜做主持人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在上海录制了两周多。按照当时的运作模式，几十集的节目发行到各电视台，每个电视台不用支付节目制作费，但是必须出钱建立一所希望小学。
这次简单的合作，让杨澜感慨做慈善事业的艰辛，“那些做希望工程的人真是不容易，从筹集资金、制作节目、发行到联系各種机构和人，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一大堆工作都由这个项目的几个人去完成”。
杨澜自己稍有经济能力，就开始主动捐助慈善。1997年她写的书《凭海临风》出版，“我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这笔钱的具体开销上，她的要求是，“我想直接帮助贫困的孩子，所以其中10万元给了上海100名贫困的中小学生做助学金，”另外20万元的用处，直接缘于杨澜第一次与“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当时想到海外对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别山等地去采访，做了一组片子来宣传希望工程”。
实地采访给杨澜的触动相当大，以前她感性地认为做慈善是一件舒心的事情，远没有想到具体建立希望小学非常琐碎艰辛。工作人员要跑到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踩点找位置，条件艰苦。在人事沟通上，很重要的步骤是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让我吃惊的是，希望工程的生存居然是依靠银行利息！他们把在银行周转资金的利息用来做行政费用，太艰难了。”杨澜当时接触到的慈善事业状况是，“中國老百姓还习惯于把捐助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受助者身上，却没有考虑到慈善组织该怎样生存。”杨澜说，“其实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捐助者捐款几十元或者几万元，他们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都是一样的，生存也不容易。”
说到自己个性，杨澜觉得她与先生吴征都是同情心比较重的人。“有一年在北京过中秋，晚上我俩在马路上散步，天已经很凉了，一个老太太还在守着报摊。吴征就一下子走过去，买了所有的报纸说，让老人家回去好好过节吧。”杨澜非常欣赏吴征的善良，而作为一个女性，她觉得女人的魅力总来自一種母性的特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让人觉得可亲，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和同情。所以当我们夫妇俩零碎地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悲情故事时，就会想到帮人一把。”
“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出车祸死了，女人下岗了，带着一个读书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吴征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问地址，去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突然又想起这母子俩，说，我俩一起去看看吧。”感激的女主人已经给杨澜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就是市面上买来的蓝色毛线，但是我当时挺感动的，觉得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我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觉得心里很温暖。”之后，江苏盐城的一个女孩患重病瘫痪了，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杨澜知道后帮助了这个女孩。“朱军邀请我去做《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请来了这个女孩，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杨澜觉得，自己稍微出点力，就能够给其他人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很幸福”。
“慈善事业的制度化思考”
开始参加公益活动后，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找到杨澜夫妇。“我对慈善活动的邀请基本上都接受了，因为这是一種让人愉快的事情。”现在杨澜作为环保大使、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國义务献血形象大使、绿色大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身数兼职”。和各类慈善组织接触多了之后，杨澜从早期零星地捐助，开始自然地思考起目前慈善事业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