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王石从来都不低调。
虽然我行我素的他一直试图分清自己和万科——这家被他定义为“中國地产行业领跑者”的公司——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努力似乎不怎么成功，但凡外界提起他，总会难以避免的把他与万科联系起来。
2005年，王石仍在四处游历，试图实现他对冒险和极限运动的人生追求，而万科也刚刚经过了充满压力和试图将发展方向再定位的一年——对于中國的房地产行业来说，这一年發生的很多事情将最终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的走势。正如王石2月1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所说，“2005年，对我，以及万科来说，都是一个转型之年”。
“转型年”：主动行善
《21世纪》：从南极回来的时候，您曾经宣布，今年要从“活跃的户外活动者”转型为“社会公益活动者”，有什么具体的指向或规划吗？
王石：的确，7+2也只是在最后一站，把公益活动与这些运动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在此之前的7+1，都是没有公益活动的因素的。
2005年对我个人以及万科，都是一个“转型年”，企业更多地将会从企业公民、社会责任这些角度来考虑。
这其实包含三種层面，首先，企业需要讲求“效益”，这是本能的追逐，效益上去了，就该给政府交税，然后让政府来做一些公共福利、扶持弱势群体之类的事情，除此之外还不够，企业还应该认识到自身的第三个层面，也就是“主动行善”，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而我们在2006年将会做的，第一就是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問題，在政府责任以外，由万科出资，没有任何盈利诉求，在深圳盖第一座廉租房，按计划这将在5月实施。
当然，这在品牌塑造方面是有好处的。在深圳试验好了之后，会到上海以及北方(首先会在北京或者天津)开展，持续地做下去。这将成为万科企业公民的一部分。
然后将成立一个基金，主要是针对古民居村落的保护，比如一些面临拆迁的古民居保护，以及一些没有拆迁压力但又没有保护经费的古民居。
再则就是研究住宅用水的再生利用，主要包括社区景观用水和住宅废水的再利用，倡导对水资源的保护。
这些都将于今年5、6月董事会、股东大会之后，最终商讨确定之后，再在万科的企业公民责任白皮书当中公布。
我绝不会收敛
《21世纪》：您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做企业归做企业、登山是登山，您的个人喜好与企业行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另一位企业家——英國维珍公司的CEO理查·布兰森——与您完全相反，他将自己所热衷的户外运动与自己的企业高调且毫不避讳地联系起来。您觉得自己与他是两类人吗？为什么如此避讳将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企业行为联系起来？
王石：首先，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将个人喜好与企业行为完全分割开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然，我知道布兰森，在某个方面来说，我们也许是一类人，都是热爱极限运动的，但是，在如何运用极限运动的效果这个方面，我们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在营销的手段上，他是充分利用，而我是完全回避。
万科是一家房地产企业，从事的是传统行业，需要强调“稳如磐石”、“百年好房”之类的特征，所以，把我个人的不确定的、带探险性质的东西与它结合起来，是不合适的。
我从1999年开始登山，一直到2003年，排除重大事件的影响，我个人对公司股票的影响就是，一进山就跌，一回来又涨，这说明大家基本上把我个人与公司联系得很紧密，并且产生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这恰好是我担心的事情。
虽然我说个人与公司没关系，大家都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只能选择不宣传，同时也不隐瞒。
不过这个情况到2003年發生了逆转，登珠峰时正遇上SARS肆虐，大家都无所适从的时候，突然有消息说王石要登珠峰，它就突然变成了一个正面影响，我进山股价涨，回来以后也涨。并且从此我的登山就成了一種正面的消息，对股市的影响变小。
但我还是有一些顾虑，因为登山有风险，害怕出现問題以后，正面的消息一下子又逆转，对公司产生影响，所以还是分开的好。
不过登珠峰之后，与央视一起做了一个关于“大自然”的公益广告，这是第一次将我个人的登山与万科，以公益广告的形式，结合到了一起。到上次去南极，万科正式开始以赞助公益活动的方式出现，不是赞助我个人的出游，而是赞助广西白叶猴保护。通过这種方式，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種新的结合点。
这与布兰森的方式，还是很不同的。
《21世纪》：但事实上，您个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与万科无法避免地被联系起来，那么，您是否会刻意地控制自己的个人行为？而且7+2已经完成，以后会考虑降低运动的风险吗？
王石：当然不会。我是这么想的，就因为我是成功的企业家，所以才更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说，最大的风险并不是公司的一把手会不会出問題，而是在一把手出問題的时候公司是不是还有延续性。因为即便他不出事，他还会退休，也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我对万科最大的负责，不是以后就不玩了，或者降低玩的风险，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培养了一个有效的团队、建立了一个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