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收入差距加大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直接结果。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國家，贫富差距的波动数据和故事总是显得复杂多变。而赵人伟和李实的眼中看到的一切是最接近真实的。在他们看来，伴随改革开放每一个重要进程，收入差距都在相应做出变化，其中折射出太多令人深思的問題
20年没有涨工资，他决定探个究竟
1977年，改革开放还没来。但对中國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赵人伟来说，發生了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他涨了7块钱的工资。
与赵人伟一样，全國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涨了工资，最高涨幅不得超过7元。据说当时有很多单位出现了2个人共享7元钱指标的故事，一人涨4元，另一人涨3元，甚至还有三个人、四个人共享这7元钱的。
这是自1957年之后的20年里，全國范围内第一次普调工资。
20年的最好青春伴随着工资的基本被冻结成为历史，这次涨工资让赵人伟感慨万千。几年后，一部叫《人到中年》的电影风行中國。剧中潘虹扮演的陆文婷大夫虽然医术精湛，但奈何在她大学毕业后就和赵人伟一样遭遇了20年工资“冻结”，以至人到中年的她因为工资低而被一位高级干部病人的家属——一名马列主义老太太瞧不起。这位老太太丈夫的工资也被“冻结”了20年，不过冻结时这个级别的工资已经达到了数百元。
“按说陆文婷这样的技术骨干经过20年奋斗，收入应该和快退休的人差不多啊。”一个是几十元钱拿20年，一个是数百元钱拿20年，赵人伟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感到其中必有不公。与收入冻结伴随的是企事业单位职称评比的停滞。据说当时有一所大学，一家三代教师，爷爷是助教，儿子是助教，孙子也是助教。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决定探个究竟。
赵人伟深入研究了工资和物价20年不变的“双冻结”现象，指出这種貌似平均主义的背后被人忽视的問題：对年轻人不公，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积极性不足。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5期《经济研究》杂志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他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我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起点。”20年后的一个上午，赵人伟的家里。初秋的阳光打在这位70多岁依旧神采奕奕的老人脸上，他慢慢回忆起长达20多年对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生涯。
由“平均主义背后的不平等”思路出发，赵人伟进一步认识到“大锅饭”时代中的另外两个不公平。
一个是城乡之间由于國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产生的价格扭曲造成巨大的城乡差距。他援引改革开放初期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國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5∶1，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國家都没有超过1.5倍。赵人伟还发现，虽然农村也有一定的补贴，但扣除政策的剪刀差和其他税收，國家对农村是“净税收”；与此相对应，计划时期城镇居民则享受各種实物补贴，并且没有任何税，國家对城市实行的是“净补贴”；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國家财政应该“抽肥补瘦”，而事实上当时是“抽瘦补肥”的逆向再分配。
另一个不公平是更隐蔽的問題。在城市里，因为房子、教育、医疗等补贴按照职位来实行分配，赵人伟在90年代中期的研究数据表明，正是以公房改革为代表的实物补贴货币化，加速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大家公认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时代，尚存在这些不平等现象，赵人伟愈发对收入分配問題感兴趣。
此时，改革开放大闸已启。赵人伟在1985年之前的几年里曾搞过经济转型研究。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正在發生着第一次深刻变革。先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实施，农村按人头分土地，极大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并进一步缩小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在城市也开始出现分化：一些跑到外企和自己摆摊卖烤地瓜的体制外人迅速鼓起的钱包，让体制内依然一潭死水的人感到抬不起头。
赵人伟当时有一趟苏联之行，考察了苏联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厂里工人的磨洋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同他以往在國内看到的吃大锅饭的企业情况惊人相似。赵人伟感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长久。
一个关键机遇的到来，使赵人伟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18年的三次调查
1987年，美國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國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國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的办事处挂靠在中國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驻华首席代表彼特·盖斯纳主动找到赵人伟所在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询问有没有好的课题。当时的经济所所长是董辅，赵人伟担任副所长。董感兴趣的是國企改革，赵人伟则提出了自己思考很久的题目：收入分配。
福特基金会认为这两个题目非常好，双方很快就达成合作协议,由董辅和赵人伟分别成立课题组。福特基金会表示希望中國的研究水平应该和國际接轨，这个项目最好和國外的研究机构一起进行。
“盖斯纳说，我们出钱，你们去找國外合作机构。”随后加入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并成为课题组主力的李实回忆到。赵人伟曾在英國牛津大学做过两年的访问学者，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基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关系很好，双方一拍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