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工作几个月来，曲文不时感到郁闷，甚至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一个大款或官员家庭。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才导致他和一位同学的工作差距。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今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的出色表现，他留在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工作。在家里人看来，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合同，没有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责任。”
但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因为一起步，人家就把我甩出了老远。”
曲文认为，出现这種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差别，而是家庭背景。“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电视台的台长。”对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这已成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國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参与这次调查报告撰写的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很多时候，有关系的人参加笔试就是走过场而已”
2002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延就是一个优越家庭的受益者。他有一个在某省财政厅任要职的父亲和在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母亲，父亲的很多大学同学都在全國的财政金融机构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他毕业后进入的北京一家外资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父亲的大学师兄。工作还不到3年的刘延，已经成了有房有车一族。“他(指刘延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记者注)是看着我一步步长大的，大三下学期我就确定了这份工作。”尽管刘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但他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和家庭环境有关，“在我的就业中，爸爸一直都在起作用。”
在大学时，父亲也鼓励刘延去找工作，只是想让他拥有这样一種经历。而母亲则希望他能出國留学或者去考國际公务员。刘延将找工作视为人生的重要一课，“但我缺课了”。
2001年12月，刘延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在武汉的一场招聘会，不同的是：同学们都西装革履郑重其事，满怀着就业的期待，而刘延则一身休闲服，也没有准备简历，“我就是去看看”。在同学们天南地北地赶着参加各種招聘会的时候，刘延依然过着颇有规律的生活：上午在图书馆查资料，准备毕业论文，空闲时还会打打保龄球。找工作过程中的艰辛、焦虑，刘延难以体会。
刘延还告诉记者，他父亲的一个上司的侄女，只是财会学校的中专生，毕业时进了当地一家國有银行，而该银行是很多优秀的金融系本科生都难进的。“毕竟，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有背景的孩子会有很多人给他们介绍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极为稀缺的工作机会在这些孩子眼中就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相比刘延，周心媛找工作的经历应该更具代表性。2004年，这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大四学生，因为找工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住在一间地下室。“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她回忆说，“我几乎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招聘会，投出去的简历数不清。”
周心媛的爸爸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教师，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收集一些就业信息。作为家里惟一的大学生，周心媛承载了全家的期望，但父母一直不敢直接问她工作的事。一天晚上11时多，周心媛在面试之后赶往地下室的路上，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尽管她想努力掩饰一天奔波的疲惫，但父亲还是感觉到了。“爸爸那天晚上哭了。”
在几次面试被拒绝之后，周心媛变得特别害怕听到“谁有关系”之类的话。武汉理工大学99级机电学院的毕业生胡蕾也是这样。这位经常拿到专业奖学金的女孩通过了很多家國有大型企业的笔试，但往往在面试中被淘汰。
在一次笔试中，自信的胡蕾告诉了同专业一位男生不少答案，但最终只有那位男生被录用。“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胡蕾说，“有时候竞争到最后，其实大家的能力都差不多，但对于有关系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这些人参加笔试就是走过场而已。”
知识和能力还是关键因素
文东茅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日本一次全國性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曾显示：父亲的职业和学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戏N岸季哂芯薮笥跋欤⒌贸鼋崧邸袄碛ζ降鹊慕逃幔率瞪纤娉錾斫撞愣臁薄６本┐笱Ы逃糜牍芾硐蹈敝魅卧啦┦恳踩衔改秆Ю摺⒅耙岛茫崛米优诮逃途鸵瞪细欣夥N“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國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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